外交子弟 | 以吟唱《国际歌》为起点，以“去见马克思”为归宿（上）

作者介绍

徐雅雅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子女；曾是公安资深记者，其作品《刑警步入雷区》获公安报告文学金盾一等奖。

2003年抗击非典中，对非常时期的警务工作进行调查采访，到小汤山医院等一线随警作战。

2020年春应《啄木鸟》编辑部之邀深入一线采访，为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牺牲的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北京市公安局民警艾冬同志（董存瑞烈士的外甥）撰写了报告文学《舍我其谁》。

以吟唱《国际歌》为起点，以“去见马克思”为归宿，是老一辈革命者的人生轨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一群平凡而伟大的人中的一员。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为一些老共产党人写过回忆录、写过纪念文章，其中有的文章还得过征文纪念奖，记得领奖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相比之下，我的父亲——老共产党员徐晃在去世前既没有跟我们说过要写回忆录的想法，也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文字稿。他走得太突然了！

▨ 徐晃大使。图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父亲徐晃于1984年3月24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秘鲁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在任上因公殉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在海外殉职的大使，享年说是70岁，而实际上，这一年的4月28日是他70岁的生日，父亲是在70岁生日前夕去世的。

记得有一次，他靠在客厅的门边，突然对着正在沙发上看报的我说了一句：“快七十了！”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带着笑容。

父亲的山东腔很重，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他说话的语气，有点恍然大悟，有点出乎意料，有点无可奈何。那时的我，哪能理解一位老人，特别是我的父亲说这话的心情。

在我心头，爸爸永远是朝气蓬勃、乐观开朗的，走路永远是有力的，关车门永远是“砰”的一声，见到我们或他熟悉的大朋友、小朋友，第一句话永远是“有什么情况（或消息）”……我从来没有想过爸爸也会变老，但我也记得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一句押韵的、关于年龄的话：“共产党员四、五、六；民主人士七、八、九”，意思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咱们党的干部的寿命一般不如民主人士的长。

▨ 八宝山革命公墓

也是，我们少先队员清明节到八宝山过队日，我曾仔细地看过那一块块墓碑，烈士们的年龄多在三四十岁左右。同学兼邻居袁路生的爸爸袁仲贤大使的墓也在八宝山。从墓碑上看，袁叔叔去世时也才五十多岁（后来路生去了南方，我每年为父亲扫墓时，也为我从未谋面的袁叔叔献上两盆鲜花）。

爸爸的话让我从心底对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先辈升起敬意，这敬意是刻在骨子里的，对我后来的人生态度起了重要作用。

我到开封出差时，专门到兰考的焦裕禄墓前献了花；我到井冈山出差时，为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上的烈士群雕献了花；我到青海出差时，向在为中国试制原子弹过程中牺牲的烈士献了花，有时买不到鲜花，就买塑料花或采集的山花小草来献，可是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父亲也会慢慢老去……

一句“快七十了”说明父亲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年龄，他也知道我能写点东西，起码能记录无误。然而，爸爸像他的许多老战友一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来不在家里谈工作上的事情。这使得许多干部子女对父辈的人生历程不了解，只是在看到父辈的悼词时，后悔没有多听爸爸（或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1962年冬，徐晃大使在颐和园留影。图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爸爸当年是北京大学的中共秘密党员，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带领同学们卧轨请愿，于1937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与陈忠经、熊向晖等同志打入胡宗南部内部。爸爸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在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缜密工作，精心策划，战果卓然。这批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给予的高度评价，其内幕至今鲜为人知。

对于他的去世，新华社的消息是这样写的：

彭真、乌兰夫、乔石、王首道、荣毅仁、廖汉生、黄华送了花圈。姬鹏飞等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主持，外交部副部长姚广致悼词。悼词说，徐晃同志1935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外交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爸爸没想到自己会以“马革裹尸还”的形式画上人生的句号，但他早就对我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这句话。回想他出国时是那样神采奕奕，归来时却只是妈妈手捧的一盒骨灰，这是使节报国的最高境界！年轻时给爸爸当过翻译的资深外交官马毓真叔叔说：“殉职有偶然因素，但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徐晃大使那样忘我地工作。”

▨ 徐晃大使在秘鲁出席外事活动。图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爸爸是个工作狂，且生性乐观，响亮地说话，豪放地大笑，飞快地走路，开怀地饮酒，典型的山东汉子。

乐观的人往往是热情的人，热情的人又往往喜爱艺术。小时候他常搂着我唱“喜儿，喜儿，你睡着了”，还学杨白劳抽泣的样子，唱得我哇哇大哭；看罢苏联乌兰诺娃的《天鹅湖》，他又踮起脚展开双臂，学白天鹅漂移的芭蕾动作，笑得我肚子痛；电影《青春之歌》上演时，已是外交部司局级干部的他，在大华电影院门口和年轻人挤成一团，抢购“富余”的票，因为他只买到一张，就让我先睹为快。我散场出来后，见他嘴唇上沾着一张电影票，正得意洋洋地等着进去看呢。

有一年他回国刚到家，就让我查一查北京哪家电影院在上演一部叫《小花》的电影，他说在国外看了很多对这部电影的评论。我说，都过去一年多了，早就不演了！他瞪了我一眼，就自己翻看报纸，突然高兴地把报纸往头顶一扬，“你看看，西单的红楼电影院在演！”说罢，他自己乘公共汽车就去了，回来后他两手一摊：“唉，时差还没倒过来，我睡着了！”遗憾不已。

▨ 1982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徐晃大使夫妇与女排姑娘们合影。图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热情的人往往是有爱心的人，而爱心的最高境界是爱祖国。爸爸对祖国的爱高于一切，爱得他脸上常常挂满泪水。

1983年爸爸回国述职，正值中国女排在秘鲁打“世锦赛”，电视天天转播，他天天看，见女排打得艰苦，处于胜败边缘，他急了，即刻就要往地球那一边飞。偏偏此时，妹妹小五被诊断出肺部患病，住进了医院。出国前一天晚上，他坐上我弟弟小兵开的挎斗摩托车直奔位于北京郊区的医院，拉着小五的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还跟病友们握了手，鼓励了几句，急匆匆地就走了。

回到秘鲁，他立即组织使馆人员全力支持中国女排的“战斗”，把使馆的厨师派去跟着中国女排“随军作战”，让郎平、周小兰她们吃上可口的家乡饭菜，保持体力以争取胜利。

中国姑娘们取得胜利后，爸爸在大使馆举办庆功会，用他那曾唱过《黄河大合唱》的浑厚嗓音大声念着祖国和人民给女排姑娘发来的贺电，念着念着，他毫不掩饰地流下了热泪。这热泪里有对祖国的忠诚，有对胜利的喜悦，也许还有对小五的歉疚。

▨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徐晃怀着沉痛的心情主持外交人员服务局举办的周总理追悼仪式。图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别有深意的是，爸爸把他几次掉泪的情况都告诉了我，那时我并不是很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却成了探索他心路历程的珍贵记忆。

他说，有一次在使馆里一个年轻外交官看见他边看《新华文摘》边哭，就问：“大使，你怎么哭了？”“我在看《高山下的花环》！”

还有一次，是在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后，他和匆匆跑到我家来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叔叔在客厅关了门抱头痛哭，两个大男人哭完了，抹干眼泪，啥也没说，又工作去了。

▨ 1976年，丙辰清明，徐晃夫妇垂泪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图源：《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他还说1976年清明时节，“上边”三令五申地不让去天安门广场，可是他白天传达“指示”，晚上就到天安门去了，有时白天也让司机老高绕道到天安门广场转一转。当“上边”要追查“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的地下工作经验发挥了作用。

他问老高：“你去过天安门吗？”憨厚的老高说：“去过呀，我拉你去的。”他说：“我没去过，你怎么去过？”老高这才心领神会，守口如瓶。但是还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那就是他和妈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时，眼角的余光曾捕捉到一道闪光，他小声说了一句“糟了，被人拍照了”，旋即离去。

粉碎“四人帮”后，曾在爸爸手下工作的贺龙之女贺晓明，把一本纪念周总理的画册送给了爸爸，说：“徐叔叔，我老早就看到过你的照片了，心想老头儿真勇敢。”爸爸这才知道他和妈妈眼含热泪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一瞬间，是一位同志在拍摄啊！

未完待续……

文字 | 徐雅雅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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